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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曹操设定国家制度的时候，就光保留了君臣之分——皇帝的享受肯定不能与臣僚相同啊——而至于官民人等，只在出行仪仗上加以分别，为的不是彰显身份，而是保证朝廷的威仪。
但他也利用传统的等级规定，为了阻止土地兼并，而保留了对私田数量的限制。虽说真正豪门显宦有种种手段可以规避限制，而就算真的“逾制”了，除非朝廷下狠手查办，一般也不会有人敢问，可有规定总比没有规定要强啊，钻法律的漏洞总比可以肆意妄为要强啊。
就好比明朝后期，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都降到了谷底，所以江南地区即行商亦逾制而着丝绸。但在王朝初兴，公信力和执行力尚可的时候，是没有人敢随便犯禁的——土地政策亦如此，你要是一开始就撒开口子，估计不用二十年便即泛滥而不可制了，一开始规定得严点儿，或许能多撑二十年……
传统士大夫，尤其世家大族子弟。大多是等级制度的拥护者——哦，你家别说做官的了，就连读书人都没出几个，仗着有俩臭钱。就敢吃穿用度比我都好？是可忍孰不可忍！故此经常有人上数，要求重新规定等级制度，但都被是勋不硬不软地给顶了回去。这回是勋病倒，崔琰觉得机会来了，于是怂恿曹髦通过了他新定的等级制度。举凡私田数量、屋宅规模、日常用具、服装材质，都分帝王、公侯、列卿、长令、胥吏、庶民、商贾、贱役八个等级，各有所差，严禁混淆。
是勋听完桓范的讲述，不禁勃然大怒，戟指而望空斥道：“竖子焉敢如此？！”等骂完了才反应过来，咦，我胳膊竟然能够动了……难道这就是回光返照？想到这里，其气又泻，不禁长叹一声：“从来人亡政息。吾亦不可免矣。虽望孔明，然以孔明今日名位，恐无以与崔某相拮抗也。”
就官禄而言，其实诸葛亮和崔琰就差一级，但崔琰身为秘书监，此前发动“高陵之变”，已经混进了宰相班子，那就不是诸葛亮所能够相抗衡的啦——就算加上司马懿也不够。至于其他几名宰相，听桓范说，只有中书左仆射郑浑和御史大夫桓阶投了反对票。尚书左仆射鲍勋弃权，其余钟繇、陈群、崔琰、杨修则全都赞成，四比二，所以这提案才能够顺利通过。
而即便郑文公和桓伯绪投票反对。估计也是瞧在自己的面子上，而一旦自己挂了，他们还会不会施全力跟崔琰顶牛，曹髦会不会找机会罢免二人，那都是料不准的事情啊。要说崔季珪也鬼，他先从自己这并不受官僚们普遍赞同的政策上找突破口。相信以后会变本加厉，一条条地把自己苦心经营的制度全都给推翻喽！
唉，自己终究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历史惯性如此强大，终究还必然会回归老路……早知如此，当日又何必如此殚精竭虑，妄想变天呢？“天命终不可违耶？”
谁想是复突然间插了一句话：“天命实不可违，大人毋得逆天而行。且自振作，儿意高天必不肯弃阿爷也！”
是勋心说啐，我说的这个天命不是你想的那个天命啦！
心情就此变得极为糟糕，肉体受累，愈发疲惫。他也懒得再给儿子讲课了——我要真闭了眼，你就去书斋西墙下那小匣子里找答案吧，能够看懂多少，理解多少，全凭天意，反正我是管不了啦。便欲安睡，命二人且先出去。
才出寝室，是勋就把桓范揪到一边，问他：“若家父不讳，崔贼必废其政，奈何？元则有对策否？”桓范说无论公子你，还是主公，都未免想得太多啦——“主公昔日曾言，为政之要，在因时因势，且得众也。使众得利，则政必存，使寡得利，则政必废。今主公之政，非止泽被功臣、世宦，即单家、商贾亦德之矣。周公薨而礼用千载，商君死而秦政不替，孰云人亡而必政息耶？崔季珪可变主公数政，然不敢尽变，变则害众，千夫所指，必无病而亡！”
是勋的很多政策，已经让原本被排斥在统治阶层之外的很多人得着好处啦，还有机会削尖脑袋往上层钻，这要是从来也没得过利还则罢了，一旦得利，你让他们再吐出来，那谁肯干啊？好比科举制度，既然已经开了两届，眼瞧着又要有第三届，很多寒门之士通过科举为吏，你若想废，他们能答应吗？崔琰要是胆敢逆势而为，损害到了新贵们的利益，他还打算活多久？
是复说我爹可能是想得过于悲观了，可是你又未免太过乐观了——“利众之政，必能使国家安泰，而若云不易，则国恒存也。”要是说对众人有利的政策一定可以长久存在，不被废罢，那世间就不会有国家灭亡、朝代轮替啦。
桓范说了：“公子所见亦是。善政不罢，然可废也，期之日久，即良材亦必生蠧。乃期孔明等得政，公子亦当振作，以绍乃父之志。”好政策不会被人一脚踢翻，但可能被逐渐毁坏，那就需要你们这些是门子弟来继承主公之志，想办法把它长期维持下去啦。
是复皱着双眉，一边想一边说：“吾有一计，元则试听……”(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