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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四川盆地的地理位置无疑十分特殊，出入蜀地的道路非常凶险，易守难攻，每每中原有大乱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形成割据势力。
可惜“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纵观历史，鲜有蜀地诸侯逐鹿中原的情况，都是固守的偏安一隅，唯一着名的季汉，诸葛丞相都带不赢。
而在北宋统一南方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场宋灭后蜀之战，赵匡胤得了荆湖后，占据长江中游战略要地，切断了后蜀与南唐的联系，策划攻蜀。
整场战争没什么波折，赵匡胤从十余万精练禁军中拿出了六万，分两路出击后蜀，还下令“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也就是说，攻城略地之后，朝廷明账只统计武器、铠甲以及军粮缴获，至于钱帛财物，出征将士可以就地瓜分。
如此一来，宋军士气之盛可想而知，反观后蜀分兵防御，军无斗志，整场战争只持续了六十六天，两个月后蜀就亡了，可以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不过赵匡胤如此激励将士的行为，也导致了一路宋军“纵部下掠子女，夺财货”，另一路同样在当地横征暴敛，搜刮财富，让动乱与不安的种子在蜀地埋下，最终官逼民反，造成了不少起农民起义。
而宋灭后蜀的政权，仅仅用了两个月，平定蜀地的一场叛乱，却足足用了一年多。
前面提到的“交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渐诞生的，宋军将铜钱都搬空了，以致于当地百姓用铁钱交易，苦不堪言，最后才衍生出纸币。
时间回到当下，在天下大乱，反贼四起的关头，最先造反的一批反贼，几乎都走下了历史舞台。
重童道人张仙被“左命”所灭，济南府孙列被乡军所灭，河东高托山被归降的西军所灭，关中武胡被晁盖所灭，襄阳郭康被朝廷招安，但如今不臣之心越来越明显，恐怕也不会有好下场……
唯独川蜀杨天王至今活跃，并且势力逐渐壮大。
这与宋廷对于蜀地的治理不无关系，虽然那些都已经是百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川蜀之地的百姓对于宋廷的依附感终究不如其他地方，以致于如今这位杨天王自封“兴蜀大王”，反倒得到了拥戴，俨然有了割据一方的架势。
王庆原本的关注点全在荆襄一地，几乎没有往那边想过，可一旦脱离一路的思路，俯瞰全局，才马上意识到这位杨天王确实值得燕廷重视。
他脑海中立刻开始搜刮对于杨天王的所有印象，飞速组织着语言：“禀告殿下，杨贼并无进取之心，方公与之结盟时，也只是应承下来，并不热切，连盟约之礼都表现得十分吝啬，不过此人性喜财物，最好搜刮，可由此入手！”
机密部早就搜集了所有反贼的资料，由于蜀地封闭，相对而言杨天王是资料最少的，但里面确实有一条贪财特征，李彦再问道：“若以财帛动之，此人会出兵，由长江顺流而下，一起围攻襄阳么？”
后世曾国藩曾经总结出一条战略思想，“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距上游之势”，历史上蒙古攻南宋时就是这么做的，因此勐攻川蜀，在里面耗费了无数心血和一个大汗，最后也没有完全拿下，却也将川蜀打废掉了。
如果川蜀不废，蒙古军是无法进攻襄阳的，因为宋军完全可以从上游的川蜀顺流而下，两面夹击。
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方腊倾尽全力勐攻襄阳，杨天王完全可以由长江上游出兵，结盟进取。
王庆已经完全明白了这位的战略目标，沉吟了一下道：“我听闻杨贼起初掠夺商贾，对于川峡行会多有暴行，后来手下多被收买，反倒深深信赖，此事若由川峡行会牵线，或可功成！”
李彦微微点头，吩咐道：“让章员外入殿。”
商人是最擅于见风使舵的，经营燕云的一年多里面，他其实就与各大行会有过往来，当然接触最多的还是商丘行会，而会首级别的人物前来投靠，章裕也是头一位。
不过如今章惇复相，全由章氏族人担任要职的商丘行会地位尴尬，所幸李彦根本不在意这种，让章裕在户部任员外郎，哪怕只是挂了一个名，也立刻让人意识到商丘行会并没有受到牵连。
此时这位会首，在内侍传唤后入殿，激动躬身：“臣章裕，拜见殿下！”
李彦抬了抬手：“章员外免礼，此来是川蜀杨贼与川峡行会的关联，王郎君久居南方，对此事有几分见解，你们互相探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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