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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兴中会（第1页）

“小徐先生在电报里没有说查出之后怎么办，他这封电报就是来和先生商量对策的。

现在为了隐蔽组织，他只是让吴葆初牵头，由他出面请洋医来查找死因。”

“吴葆初是谁，好像很熟悉，他是我们的人？”

“他不是我们的人，他是之前淮军将领吴长庆之子，时人称其为四公子之一。”

“他不是我们的人，还会帮我们办事？”

“先生，会的，前年苏报案的时候他还四处为太炎先生、蔚丹等求告。”

刘伯渊这么一说，杨锐便明白了。

这是一个异于后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不是个体自立的，而是被各种关系和思想禁锢在一块，父亲犯罪儿子如果不全力隐瞒就是不孝，同乡求告要是见死不救那就是不仁，朋友有难不一起担待那么就是不义，当然很多人只是嘴上这么说，真正做的却是另外一套，但实际上还是有不少人会按照这种道德律行事，毕竟这都已经几千年了。

基于这样的逻辑，吴葆初在维新的时候和章太炎交好，所以吴葆初即使知道章太炎犯的是灭九族重罪也是要救，而虞洽卿即使已经猜到杨锐很有可能是一个反贼，但他还是装着不知道，甚至假如哪天杨锐被抓，他不挑头出来营救，那就是不仁不义。

这其实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所有人都被仁义道德、忠孝节烈捆绑着，更有着同乡、同窗、同科种种扯不断的联系。

这里面的人没有立场只有情谊，除了真正的深仇大恨。

做人处事都会留那么一线，全然不是后世那种只在钱上面有关系其他一切没关系的模样。

在这样的社会里，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的集权政党还是很难的，因为会员无法割断这些原有的联系，组织的纯洁性、独立性无法长时间保证……不过现在复兴会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特别是在东北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已经脱离了这样的牵绊，可是如果回到江浙那边闹革命，这种看不见的思想绳索又怎么斩断呢？虽然自古有大义灭亲的说法。

但是这种大义其实也是道德的一种，所谓三纲五常里面的纲常也是有高下的，大义灭亲以及忠孝不能两全其实就是为了君灭了父而已，难道真的要把前明后裔的弄出来，然后对大家说：一切为了皇上？这也太……

杨锐不知道的怎么的就想出了这么一大段东西，而对面的刘伯渊见杨锐明显的走神了，他也就停了下来。

不过只待等了一会。

杨锐便说道：“小徐还没有想好查出毒发身亡的话之后该怎么办？”

“是的，先生。”

“如果蔚丹是毒发身亡，那么就走司法程序，把证据准备好，找律师向租界公廨控告巡捕房谋杀！”

“司法程序？控告巡捕房？打官司吗？”

刘伯渊很是疑惑的看了杨锐几眼，他怀疑杨锐还处于之前恍惚的状态下还没有好过来。

在租界和租界巡捕房打官司。

这……

“别这样看着我。

打官司只是造势而已，为的是事情闹大，只要我们这边提起上诉，租界公廨不接，那么报纸就可以说他们心里有鬼。

坐实他们的罪名；他们接了那更好，有验尸的报告在。

他们判我们输了，那么不但连巡捕房，就连租界工部局都会威信大跌，如果他判我们赢了，那就要交出凶手。”

刘伯渊似乎有些明白了，西方的那一套逻辑虽然和中国的不同，但也是有其固有的缺陷，从这个缺陷出发，自然能有所作为。

“不过要这样做还有几个前提，一是要把蔚丹的父母接过来，因为要以他家属的名义起诉，再是要把证据、包括那个请来的医生保护好，最后是操作这件事的这些人，除了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之外，还要告诉他们要坚持到底，因为事情一闹大，到时候官面上的、私人情谊上的都会参合过来，或说这样会挑起外交纠纷、或劝原告息事宁人，这些都要事先防范。

其他则是我们掌握的各地报纸，要全程报道，全面跟进，把舆论掀起来。

前面告巡捕房的时候不要着重说什么革命，就说是洋人故意毒死了中国人，这样百姓都会被挑起仇恨，事情越闹越大，工部局就越有可能会弃卒保车，把背后的满清推出来。

这个时候，报纸宣传的重点就是满清的恶毒专制了。”

杨锐说的时候，刘伯渊不知道从那里变出了一个小本子，详细的把杨锐的话记了下来，待他记完，又问道：“其他都好解决，要是工部局不把满清供出来呢，比如审到最后不了了之，或者干脆就审个几年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