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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楚江夏,牛蛙村。

    乡下的生活就是鸡犬之声相闻,杨寓早上自发地醒了,比村里两只大公鸡打鸣还要早,这就是他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小时候他娘陈氏就屡屡用凉水泼他的脸,把他唤醒了,读《大学》给她听。

    如今他起来,嘴巴一张,似乎还要脱口而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样的句子,这可是他五岁的时候就背得滚瓜烂熟的。于是等他整束了衣冠,才想起来今儿是不用去书堂里教书了,便又将头上的平定巾取下来,执了扫帚将屋子整个清扫了一遍,又把艾草点着来烟熏床脚,不一会儿就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从缝隙里掉落出来,仓皇而逃,这便是荆楚之地不好的地方了,虫子太多,晚上也睡得不怎么踏实。

    熏艾的时候又听见门被“咚咚”敲响了,一个吸溜着鼻涕的孩童跑了进来,还提着一竹筐的枣儿和麸皮馍馍,杨寓看到他来,便捉着他的小辫儿,单独给他辅导了半个时辰,才放了他毁去了。

    如今的杨寓早已是父母双亡,孤身一人漂泊在湖、湘间,客居江夏最久,在乡村私塾做老师,江夏这地方地小民穷,十几个村子也没出什么读书人,杨寓来了这里,就受了顶礼。

    每个学生入学时候交束脩,也没有统一的价格,甚至也不用一次**清,如果觉得先生教得不好,可以随时走人,杨寓是根据每个学生交的束脩的多寡,来决定自己教授的学问的深浅罢了。就像里正家里的小孩,他既然能出多一倍的束脩,杨寓便不像教其他孩子一般,只让读生书——不讲大义,他须得对这个孩子每读一字,讲一字;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

    这孩童出去了不久,他的门便又一次被敲响了——这一次,杨寓亲自过去开了门。他仿佛知道敲门的人是谁,口气惊讶,眼中却没有半分惊讶,事实上,他确实从敲门的声音里,听出了来人是谁。

    因为孩童和成人高度不同,在门上敲出的声音也是不同的,盖因他家大门从门栓以上,里头有两个指头粗细的木虫,早都将一片都腐蚀空了。另一个杨寓听出的就是这个人并不是一般庄稼人,因为庄稼人的手往往很有力气,每次敲他的门的时候,总有一种这大门很快要垮塌的感觉。

    果然来人是个长衫的读书人了,名唤蒋铎,他并不是江夏这地方的,而是安陆的举人,之前杨寓在安陆也寓居了一段日子,由是认识,颇有点惺惺相惜之感。

    “士奇兄,”蒋铎作了长揖,眼中露出热切的光芒来:“别来无恙啊?”

    “好个徵麟,”杨寓拍了拍他的肩膀,也笑道:“来了也不说一声,山路难走,你是一路走过来的吗?”

    两人进了院子里,蒋铎先一眼看到屋檐下头挂着的风干肉,不由得打趣道:“没想到两个月不见,士奇兄已经娶了夫人了!嫂夫人果真是贤惠,知道我要来,扫洒庭除,还连肉都备好了!如此盛情,岂能推拒!”

    杨寓无奈苦笑道:“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哪里得贤妻为我操持!都是左邻右舍相帮,才不至于狼藉困顿。”

    这话说得没错,杨寓今年三十一岁了,依然没有娶亲,像这样岁数没有家室的人也少见了,问起来只说是回老家去有一门亲,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杨寓自己不想成亲,他一个人单着就有单着的好处,最起码等官府过来拿他的时候,没有那拖家带口的麻烦,也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对面的蒋铎根本不知道,此时的杨寓竟是个逃犯。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杨寓虽然一直没有功名,但是因为书教得好,他先在县里做了一个训导。训导是个主管教育的小官,只是整天在衙门里混日子,筹备县学这个教育计划。只是这样混日子的生活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杨士奇竟然在工作中丢失了学印。

    丢失衙门印章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不光有可能要坐牢,甚至在严刑峻法的当下,还有可能丢命。于是杨士奇二话不说,他直接就弃官逃跑了。

    溜之大吉的好处就是,这事儿上报上去,县里给出的解释是:杨士奇是个临时工。之后逃犯杨士奇流浪江湖,他这个所谓逃犯是应该要画引号的,因为县衙也不会费时费力来追捕他,说得难听一点,他连被追捕的价值都不具备。

    所以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往返湖湘之间,到处给私塾打工养活自己,值得欣慰的是,长年漂泊生活没有让他变成二混子,在教书之余,他继续努力读书,学术水平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能和蒋铎这样已经考中了举人书生在一起切磋经史,而且不落下风。

    “所以士奇兄你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蒋铎看见院子三四处地方,都堆满了经史:“以兄长的水平,中进士也是如掌中观,如何连秀才也不应呢!”

    杨寓自己说是连考了两次县学不中,是以出来游学,蒋铎也信了,殊不知他是不能回去参考,科举就是这样,只能回原籍考试,一回去怕是要被捉了,抵偿他丢失学印之罪。

    “还是说你吧,”杨寓打量他,笑道:“刚刚中了举人,感觉如何?”

    也就是在今年的乡试之中,蒋铎脱颖而出,成了安陆这穷地方近五十年来的第二个举人,第一个还要追溯到元朝至正年间去了,这可是无上的荣光,连杨寓隔着这么远都听闻了。

    “别提了,”蒋铎愁眉苦脸起来:“说是慰劳,根本没有停歇,一连喝了二十三天的酒,喝的我当真是‘胃劳’了!”

    杨寓微微一笑,道:“那可是鹿鸣宴,州府长官都亲来主持,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瞧蒋铎半是痛苦半是喜悦的样子,杨寓又道:“去年我便同你说,让你早早考了乡试,你只不听,拖到今年来考,考中了却只得白白等三年,实在可惜。”

    当时杨士奇认为蒋铎经义已经读通了,劝他早早考了乡试,若是中了,便能一举参加会试,虽然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自来富贵险中求,一旦成功,便是年少登科,风光无限了;即算是不中,也能增加经验。蒋铎到底不像杨寓是个外表沉稳、内心敢搏的人,要不然当年丢了学印之后,就会选择写个万字悔过书,然后自首被抓进牢里,坐牢时还要时刻反省自己了,蒋铎到底还是求稳的。

    “今年没有参加会试是对了,”谁知蒋铎一下子兴奋起来:“南北分了榜,闹得好大,也死了好些人,总算是压下去了。”

    说着愤愤道:“北方这些伧老!自己卷子做得不好,取不中,就要闹事!你听说了吗,就连黄榜最末一名也比北方伧老第一名高出许多呢!自古开科取士,以文章定优劣,以成绩排名次,以卷取人,而不是以地取人,到了国朝,怎么就弃之不用了呢!”

    他说着更加激动起来,“皇上不问清白,大肆诛戮,南榜贡士全部罢黜,还将南榜状元以行贿的罪名处死,我就不知道了,这行的是什么贿,难道这状元、榜眼、探花的名次,不是皇上亲自定下的吗!”

    刑部查案的时候,将主考刘三吾和侍讲张信严刑拷打,得出一份六百多人的科考舞弊证词,皇帝难道不知道这是冤案——虽说这五十一名贡士是刘三吾取的,但是前三名乃是皇帝亲自阅卷而定的,有没有才华,皇帝难道不清楚?

    “皇上自然知道这是冤案,”杨士奇道:“最后定罪的时候,没有提舞弊这两个字,而是以谋反的罪名开杀。”

    皇帝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纪善、白信三人为“蓝玉余党”,认定刘三吾为“反贼”,结果涉案诸官员皆到严惩,刘三吾被发配西北。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皇帝说他是“胡惟庸党”,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其余诸人也被发配流放,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中榜名单上有北方士子。

    “皇上的意思其实很明白,”杨士奇道:“早在复查案子的时候,就说得清清楚楚,‘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皇上没有让他们去看南榜取人是否公正,皇上最是知道北人在制艺上,和南人根本无法同日而语,圣意是赶快增补北人上榜,矮子里面拔将军,拔也要拔出来几个,好平息北人的怨气。只是这十来个主审里,只有两人体悟到了皇上的心思,其他人却揪着考生的水平来看,说所录取之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皇上自然要发怒。”

    这个案子早已不是简单的科考舞弊案,已经上升到了朝中南人北人的矛盾激化的高度了,因为刘三吾取南人五十一名,导致北方举子大哗,群情激奋的考生,将皇榜打得七零八落,随后又到礼部示威。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把个南京城弄得一团糟。单如此也就算了,举子再闹也闹不出什么来,只是因为他们高呼地域歧视,勾起了朝中北人的不平之心,数十名给事中联名参奏刘三吾,而这群给事中,大都都是北方人。而诬告张信的御史,则是河南人——河南虽然地处中原,但是依旧被视为北方,重要的是,这一次录取榜中,也无一个河南人。

    为什么两次审查,中榜的一律都是南人,因为经过唐朝的安史之乱,和南宋定都临安,几百年人才转移,北方经济文化已经远不如南方,何况北方经历辽、金、元几百年统治,对汉族已有了离心感,元亡之后很多人宁愿西迁北逃也不愿投靠大明,好不容易北方参加科考了,用科举制度收伏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

    再一个是因为南方的学校制度完善,府学、州学、县学都建立起来了,而北方仍有兵灾,自然没有普及教育,而国朝科考的实际制定者,其实是刘伯温和宋濂,这二人皆为南人,制定的考试规则自然更适于南人。所以以上种种,都是南北榜案的深层原因,若仅以文章的好坏录取士子,势必造成地区间极大的差异,一些落后地区的士子永无出头之日,会影响落后地区的发展及政局的稳定。作为皇帝,把握的是全局,考虑的是稳定,只有采取人为平衡的办法,才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安抚北方举子之心,这其实这是政治需要。

    以上杨寓看得清楚,只不过口上只说:“皇上觉得,北方人厚重少文,都是老实秀才,南人聪明狡黠,尽都是不实之辈。”

    说起来无非是地域歧视,这一点在宋朝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宋太祖有一句名言“南人不得为相”,宋初历史,太祖太宗两朝,近四十年的时间里面,的确没有南人位列宰辅,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直到宋仁宗的时候,他意识到人分南北的录取方式的确造成人才流失,于是就取消了南北差异化的政策,所以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很多名臣名相,例如章敦、曾布、吕惠卿,包括三苏涌现出来。

    历史上说欧阳修提携后辈很有名,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这件事,因为欧阳修南人出身,主张唯才是举,所以提携了很多南人,当然这事打破了北人的如意算盘,招致了许多北人的攻讦,其中就包括司马光,司马光就主张按各路人口比例招生。到神宗年间,南人和北人的矛盾借由王安石变法来了一次总爆发,因为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分子差不多都是南人,北人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丧失了话语权,最终让司马光说出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视言论之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所以到现在,朝中依然有南人“狡险、轻易”的看法,甚至皇帝虽然出身濠州,却不以南人自居,正所谓“杀尽南蛮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是也,对江南豪强的手段也是十分酷烈,前后迁徙了数十万江南豪族填实京师,又借着科考案,罢黜南方举子,重新登记了富民籍册。

    “听说今年以后的会试,南北方的学子要按照其所处的地域进行排名,分别录取出贡生后,再统一参加殿试。”蒋铎道:“这是传言,但是看皇帝的意思,未尝不会定下来。”

    杨士奇看了一眼愤愤不平的蒋铎,知道他心里所想。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方式选士,北人会抢夺走本应属于南人的名额,论才学,北人远不如南人,但是因为政策的原因,却能捞到这样的好处。他笑了一下:“徵麟,你可知道为何自从洪武五年的壬子科之后,直到洪武十八年才开了乙丑科?这当中十三年的时间,为何不开科取士呢?”

    见蒋铎摇头,杨士奇便道:“皇上曾说过,‘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从古至今的考试,都有一个问题,会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东南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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