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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马先富没有被关押，我反倒觉得高兴。
如果他进了看守所，爷爷的仇还怎么报呢。
我说道：“不着急，先让他蹦跶几天。”
马先富手头有钱，而且有两辆自卸卡车，人死了，这些东西要么充公，要么被检察院扣押，反正他没有老婆儿子，也没有父母兄弟，这两辆车和沙场我都看中了，现在弄死他为时过早。
挂了杨曰归电话，苏醒坐在炕头上伸出三根手指头，意思告诉我已经过去三天了，再过两天必须回海天市工作岗位上报道。
我看看时间才傍晚七点多，于是将父亲叫到外面，爷俩抽着黄鹤楼1916，商量承包沙场的事。
父亲听完，当时就愣住了。
“可不敢那么做，姓马的是大痞子，手底下把兄弟二十好几人，咱不跟他争。”
比起爷爷来，父亲的性格要软的多。
我想这跟家庭和成长环境是有关系的。
爷爷那个时候，算是乡里的地主羔子，打小就飞扬跋扈习惯了。建国后实行土改，我们老李家的地都被没收，老爷爷天天被牵着挨家挨户的打骂，爷爷那时候还年轻，脾气这才略微收敛了些。
父亲的遭遇就不同了，一生下来就是村子里的批斗对象。改革开放让一小部分快速发家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父亲刚好那个年代结婚生子，现实压力让他的性格变得更加懦懦，遇到事宁愿躲着，也不愿当出头鸟。
父亲说：“咱也不指望大富大贵，只要给你把房子盖起来，能让你找到媳妇结婚，我跟你娘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过日子，平平淡淡的才是真。”
有些话我不好跟父亲说，比如爷爷的去世，比如将来我们要出海寻找红音岛定居，他现在听了，肯定会吓破胆的。
我说：“没事，今天在县城里遇到个高中同学，他现在混的不赖，听说马先富犯了事，很快就被抓进去吃牢狱饭了，咱不接手，别人肯定也会接手。”
父亲两手一摊：“我就三万块钱，怎么包？”
“我同学愿意出钱，咱就帮着管事。”
父亲沉默半天，思想斗争的厉害，让他的手都颤抖起来。一根烟很快烧到了屁股，父亲一拍大腿：“那好，你现在也大了，是该有个事情做。”
我从怀里掏出两千块钱，说道：“咱现在就去乡里买些烟酒，先把沙场里干活的村里人拉拢过来。”
父亲摇头说：“那些都是干活的，不顶事，都是赵村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姓赵那家人早晚得出事，众人拾柴火焰高，群众的力量不容小觑。
“老赵那边不用管了，二狗子贪污那么多，他早晚得进局子，听我的准没错。”
商量完，我和父亲分工协作。
他负责去跟我们一家子的男劳力商量，兄弟、叔叔大爷、爷爷那一辈，凡是亲戚关系近的都叫到家里来等着。
我开着手扶拖拉机，一路兜着晚风开进了乡镇里。
八十年代计划时期的供销社还在，只不过早就被个体户承包下来开批发超市了。
村里人喝酒抽烟都不讲究，凡是辣的能冒烟的就行，我选的烟不超过100元每条，白酒就用四十来块一箱六瓶的，好喝不贵。
两千块钱置办了满满一拖拉机烟酒，就等父亲把二叔、二爷爷、三爷爷家的那些人全都叫到一起，然后我们分头去村里送礼。
马先富承包沙场后，村里人的确得到一些实惠，但是比起付出，受益的太少太少，更何况沙场里死了人，到头来只得到个棺材板钱。
只要我们村里自己人承包沙场，街坊邻居肯定不会反对，而且有可能大力支持。
至于赵村长那边，只要我们老李家牵头组织公投，别说赵家人捂不住盖子，说不定这两年吃进肚子里的油水，还得吐出来，要不然就得坐牢。
将烟酒收拾好，用大网兜罩住，我发动起手扶拖拉机往村口赶去。
走不多远，突然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捷达停了下来：“老乡，问个路，李家村怎么走的？”
声音好熟悉，我猛一抬头，居然是吴斌。
吴斌也没料到开手扶拖拉机的人是我，这种“敞篷车”很容易吹乱发型，再加上我穿着一身村里人的衣服，大晚上的他没认出我来，也很正常。
这大晚上的，吴斌开车不知从何地赶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吧。
我将手扶车停在路边，钻上他的老捷达，掏出烟来，两个人吧唧吧唧抽着。
“吴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吴斌一愣，说道：“喜事算不算事？”
一听是喜事，我当时就乐开了花：“是不是有其他人的消息了。”
吴斌点点头，将手机递给我，只见相册里有张小婴儿照片，还在襁褓之中。
“老崔多了个儿子，点名让你过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