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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时期是100∶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纸币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那么,“钱禁”“铜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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