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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钱换成黄金或外汇。四大家族带头各种存储外汇，民间人士则挖空心思储备黄金，傻瓜才把不断贬值的法币捏在手里。
梅贻琦拿着支票，感觉心头又暖又酸，他有些哽咽道：“周先生，感谢你对联大所做的一切，我会立即让人购买砖石瓦片。”
周赫煊又拿出一份电报，笑道：“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师生，已经发来回电，他们昨天就从成都启程了，还带来了美国引进的良种鸡。我只负责出钱，剩下的你们自己接洽解决，开办养鸡场的资金我会陆续汇来。”
“联大师生一定把鸡养好。”梅贻琦说。
民国时期，就属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最厉害。前者始于清末张之洞，技术底子雄厚；后者就更厉害，各种国外知名农学院前来教学，一些国际友人在抗战期间也没离开中国。
这么说吧，除了部分属于苏联支援以外，新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就是靠这两所大学打下基础的——这还是在大量顶尖农学家选择前往台湾的情况下。
另外北平农业大学也比较给力，但比起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农学院还是逊色许多，主要原因是长期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导致师资和生源越来越差。
6月23日，周赫煊离开昆明。
走之前，周赫煊去拜访了龙云的三公子，感谢对方提供香烟等物资，还给龙三公子写了副字以作留念。
7月1日，《今日评论》刊载周赫煊的文章，标题为：《当今学生之任务与期望》。
西南联大虽然被称为民国最穷的学校，但他们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却办出了一本抗战期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那便是钱端升先生创办的《今日评论》。
《今日评论》的创刊目标很明确，那就是为抗战提供服务，投稿者主要为西南大学教授，也有一部分文章的作者来自其他学校。投稿人一个个大名鼎鼎，有：朱自清、罗文赣、杨端六、潘光旦、冯友兰、钱钟书、陈岱孙、史国纲、叶公超、陆侃如、张道行、林徽因、王元照……等等等等。
文章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有讨论战局的，有讨论政治的，有讨论经济的，有讨论教育的，有讨论社会秩序的。甚至有人公开宣传共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让以老蒋为首的中央政府非常不高兴。
正因如此，常凯申对西南联大经常不管不顾，甚至教育部也刻意压着经费不发。而当日寇占领越南以后，中央政府要求西南联大搬迁，西南联大也坚决不肯，因为怕迁到重庆以后失去办学自由。结果是学校早餐都被取消了，学生们有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饭，身体素质奇差，经常发生上课晕倒的状况。
周赫煊那篇文章发表在《今日评论》以后，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因为核心观点只有一个：高校学生最好不要参军。
周赫煊希望学生们尽可能的学习知识，在战时大后方多做科学研究，为国家提供先进技术。而且学生们更艰巨的任务在抗战胜利以后，届时中国必然满目疮痍，战后中国的恢复与发展都要依靠这些学生。
有人赞同周赫煊的观点，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无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一套。大部分人虽然高喊着抗战必胜，但其实心里都没底儿，恨不得人人都去参军打仗，投笔从戎更是被视为爱国的典型。
所以有学者狠批周赫煊，认为他是在打击学生参军的积极性，这种做法非常要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