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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0章一二三产（第1页）

接下来的时间，全国各地都处于落实两会会议精神的大潮之中，重安自然也不例外，陆渐红陷入各式各样的会议中，不过他只是挑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会议参加，大多都是由对口分管领导参加。

他本人也趁此机会去了几个县区，由于不是专门调研，所以也只是走马观花地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地方看了看，但尽管如此，他还是以点带面地对重安的整体情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重安是一个一二三产都兼而有之的地方，与大多数地区相同的是，发达地区都是工业基础雄厚的地区，农业只存在于郊区，但不同的是，所谓的老工业基地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也仅限于六七个处于“鸡头”

位置的县区，更多的地方还是依赖于农业，呈现出农业主导，工业为辅，三产业冒头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老工业基地的光环被拖了后腿，优势早已不复存在，所以沦落为二流城市并不奇怪。

针对这个现状，陆渐红跟朱耀庭碰了个头，召开了一个针对性的市长办公会，他旁听。

参加会议的除了常务副市长李冬根以外，只有分别分管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城建工地的三位副市长韩青、王子山和薄志才，何必作为市政府秘书长，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负责记录。

会议的主要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工农商三者结合，让重安走出低迷，摆脱二流城市的“光荣”

称号，焕发新的生机，实现跨越发展，冲击重返第一方阵的宏伟目标。

朱耀庭作了简单的开场白之后，便要求各人发言，说说自己的看法。

李冬根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贸工作，协助朱耀庭抓全面，这个时候自然不会第一个发言。

最先说话的是分管工业的韩青。

“纵观全国各个发达省市，无论是内陆还是沿海地区，无一不是依赖于发达的工业，重安作为老牌的工业基地，按理说，发展工业应该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是据我在重安工作的几年观察，这反而成为了影响我市工业发展的一个桎梏。

为什么？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思想意识有问题。

这是主流意识的问题。

何秘书长在重安也有多年，相信也有这种感觉，那就是到底以扶持国企为主走老工业基地的路子，还是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在上任并没有形成共识，这也直接导致了主线不清的后果，连重安的最高层都没有共识，让下面的县区根本是无所适从。

说一句消极的话，真正能够创造性开展工作的人并不多，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浮于人事，得过且过的现象在此之前表现得尤为突出。

好在重安精神已经确立。

我的理解是，仍然需要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实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方针，进行压力传递和分解，形成人人有压力的局面，掀起招商引资的浪潮，也形成国企与私企竞争的局面。

总设计师说过，不管白猫黑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所以说，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只要能干得红红火火，贡献出税收，实现GDP的增长，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在重安，由于国企占据了主导地位，把握着重安经济的动脉，这也直接导致国企是亲儿子私企是野孩子的局面，对私企的扶持力度不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平衡发展，所以必须打破这个垄断的局面，一视同仁，把国企也放入市场，参与到良性竞争中去，实现齐头并进。”

韩青的意见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里坐着的何必、王子山和薄志才都是重安的本土人物，不是说他们不具备发展意识，不知道招商引资对地方发展的重要，而是他们很清楚，张国威和丁长春执政的年代，大多的时间处于内斗之中，上有行下必效之，还能有多少人能投入到工作中去？甚至有些自己不干事的人看到别人干事还在一边阴阳怪气地说风凉话。

在这种环境里，发展的倒退便是必然之事了。

只不过韩青说得比较隐晦没有直言而已。

第二个开口的是分管农业的王子山。

“我国是农业大国，但是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是不占主导地位的。

这里的原因没有讨论的必要，我就说说工作思路。

传统农业的经济性已经在大幅度地退化和弱化，但是必须要承认，我市的农业人口占了七成，如何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这几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农字开头，显然还是把农民放在第一位。

参考了几个农业大省的做法和好的经验，我有这样的两点想法。

第一，是大力推动土地流转。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曾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对我市几个农业县区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发现了一个很悲哀的事实，很多农民还守着自己的几十亩甚至是几亩田生活。

尽管这些年国家出台了粮食保护价的政策，但是种田靠的是天，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一旦遇上自然灾害，失收绝收的现象也不少见。

即便是有好收成，一亩田高产的情况下，也就是七八百公斤的水稻，以平均二十亩地来计算，也就一万六千公斤，一年的收入也就三万多元，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这够什么？所以把土地流转出去，充分解放生产力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个思路是走高效农业的路子。

传统农作物的经济效益很低，但是我在南方看到很多人种植蔬菜、瓜果、苗木，有的甚至是结合新技术，搞观光农业，经济效益很高，亩产纯收入是传统农作物的几倍，这让我感触很深。

说到底，还是思想守旧，不仅表现在百姓身上，也表现在我们领导干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