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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张嘉师很清楚一点，一个国家的法律假如能够得到有效地贯彻，那么孔子认为法律并不重要，甚至是礼法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想法就是一个笑话。
而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治理国家的国策主体情况，有着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汇，那就是儒皮法骨。
……
儒皮法骨也可以称之为“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是一种中国从汉代到清代长时间内国家政权实行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内在指导思想。即表面上推崇儒家思想，但是实际操作上也依赖法家的思想，往往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
政治事功与伦理劝导，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两大核心手段，也是构成外儒内法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成因。一般而言，儒学重仁政，讲究以伦理劝导实施统治，而法家讲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这两种思想在汉代时即彼此糅杂，形成了互补的统治术。
自汉代以来，中国大多数时候采用的是“内儒外法”的治国方式。所谓“内”即是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念，指导思想。“内儒”即是以儒家重视人、以人为本、合理分配利益等观念为原则。所谓“外”，则是外在变现，具体的措施。“外法”，即以法家的观念建立政治架构，以法治观念治国。
随着网络咨询的发达和书本价格下降，许多人接触到“内儒外法”的说法，错误地将“内”、“外”理解成“实际内容”跟“表皮”。从而认为中国历史上应该是“外儒内法”，即示之以儒家仁义，而以法家思想为根本。这是文言理解能力不足导致的错误。
实际上，法家的“法治”与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理解的法治不同。法家是以君主为法，君主是一切的核心，君主说出的话即为法，法治的本质是服从君主指令。
宣帝曾多用刑吏，当太子向他建议多用儒士时，他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这说明汉代统治者就已经自觉地把儒法结合起来实施统治了。
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的后盾。依儒家学说，天地君亲，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制约，但这种伦理约束，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于是又生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在礼教之上，虽以明显的等级约束，进而出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条。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封建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法律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
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而当作为社会细胞的家族出现罪犯时，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于是灭九族、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
“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私设公堂在封建社会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于此。
而汉宣帝时期的“外儒内法”的重要体现，是汉宣帝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多任用执法严苛的“能吏”。
而这些能吏有不少人是出自《汉书?酷吏传》当中。
其中严延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
严延年，生卒年不详，字次卿，东海下邳人。
严延年的父亲担任丞相属官时，严延年在丞相府稍微学习一些法律知识，返回东海郡后担任郡吏。通过选拔，严延年担任御史属官，后推举担任侍御史。
元平元年，大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拥立汉宣帝刘询为帝。汉宣帝刚即位，严延年上奏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帝，没有臣下的礼规，不仁道。”奏章虽然搁置在一边，但朝廷内对严延年却敬而远之。
后来，严延年弹劾大司农田延年手执兵器冲犯汉宣帝的侍从车子，田延年自辩没有冲犯汉宣帝的侍从车子。汉宣帝将此事交付给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斥责严延年为何不移送文书到宫殿门来禁止田延年，而让他能够出入宫殿。于是御史中丞反过来以此事弹劾严延年擅自接纳罪人，按照法律应该处死。严延年逃亡在外。
正碰上大赦令，丞相、御史府的征召信函同一天到达，严延年因为御史府的信函先到，便到达御史府，重新担任御史掾。汉宣帝记得严延年以前弹劾霍光擅自废立皇帝，于是授给他官职让他担任平陵县令。后因犯杀害无辜之罪，遭到免官。后担任丞相属官，不久提拔担任好县县令。
神爵年间，西羌反叛汉朝，强弩将军许延寿请严延年担任长史，严延年跟随军队击败西羌，返回后担任涿郡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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