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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世的外交体系当中,因为相应的科技发展,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常驻在国外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的成员,想要接收到国内的命令,更多是一个电报,一个电话或者是直接使用网络联系就可以。

    但是古代在没有电报,电话甚至是网络的情况下,想要出现一个常设的外交使节团体长期派驻国外进行外交活动,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战国策》的相应外交描述而言,比如说“苏秦以连横说秦”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忽于至道,皆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履,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溢,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

    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溢为用,转毂连骑,炫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枢之士耳,伏轼撙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

    在这篇战国策的篇章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当其时的外交人员或者是说客一类的存在,更多是有目的才会专门跑上一趟然后才对相关的任务进行处理。

    而这么一来,这样的外交方式的效率相对低下就姑且不说,而两国之间有什么大事情想要迅速解决掉,相关人员都得跑上几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去到其他国家才会有人就这个事情进行解决磋商。

    但是即使如此,这种跑断腿的差事事实上在战国时期已经成为一种“香饽饽”的工作。

    这个跟当其时的外交体系有着很密切的关联:

    有一种观点认为,战国时期的政治上,周王室名存实亡,诸侯并起,更替称霸,战乱不断,成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上,奴隶制经济基础开始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领域空前活跃,由此诞生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为我国古代外交思想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由于诸侯各自割据称雄,原有经济基础瓦解,地域统治与政权存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并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华大地上早期的国际关系由此形成,从而外交思想应运而生,并且包含着很多特点。

    首先,这种外交思想的萌生是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诸侯国对外政策的确立这个角度来看,国内政治环境和自身实力决定了分析国际态势的视角,从而影响外交政策;从策士其自身的发展来看,他们对国际关系的基本分析决定了其对一国国内政治不同影响,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

    此外,国际关系现实与国内政治共同作用还体现在一个“势”字上,包括“时势”和“形势”。

    “时势”是指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对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战国诚生死存亡之时,如何在诸强的裹挟中,求得一席之地并自强以成王霸之业,是各诸侯最为关心的问题,谁能处事不迷,并看得较为长远,谁获胜的几率就更大一些,因此对时局的分析,对实际的把握,是相当重要的,因此纵横家对“时势”相当重视。

    而“形势”则是战国时期各国实力及其互相关系的总体态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也是策士们需要不断洞察且根据自身需要尽力维护或者改变的。

    其次,这种外交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变、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异常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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