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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一章 奠定教育基础 下（第1页）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书面语言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它可以帮助人们确切地表达思想感情和理解书面语言。

在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一开始认为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符号”

：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是通过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

比如说有一些说法：“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

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

《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

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

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

还收了“（）”

号，解释：“钩识也。”

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

张嘉师不太清楚这么一回事，但是他也没有完全使用后世的那一套标点符号，而是主要选择了句号，逗号，双引号，单引号等约莫十几种比较常见的符号来为这一本《论语》进行分段。

而孔看不明白的是这些标点符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标点符号的重要性。

毕竟在这个时候，一些孔府的藏书，事实上也有一部分内容使用的就是那种并不规范的标点符号。

在张嘉师的心中，现在使用这种系统性的标点符号，确实是让教育能够更好实行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

但是与标点符号相对，还有两种更加重要的基础必须要同时做到，才能够为他构思的教育制度有着真正可实行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是汉语拼音。

张嘉师打算使用的汉语拼音，还是基于后世的那种汉语拼音基准。

毕竟张嘉师自身最熟悉的语言还是普通话，尽管在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张嘉师自己也没有机会说出这种语言，而因为有着青玉灵书的辅助，张嘉师还是能够听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但是这不代表张嘉师就会将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忘记掉。

汉语拼音是一种主要基于普通话的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很多地方方言在张嘉师没有穿越之前，同样也有了自己的注音方式，但是么，总体来说，汉语拼音的重点，还是用来对普通话的教育。

现在的文字读音，主要还是基于两种方式，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

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但是这两种注音方式，都很不方便而且有着相当的误差。

只不过无法否认的事情是，正好是这两种注音方式，才最终奠定了汉语拼音的实施基础。

毕竟要是没有这两种注音方式的出现，恐怕很多文字的读音会变得乱七八糟。

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的方式，到了明朝后期才有了最早的改变：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

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

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

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

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随后在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

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