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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报登过的一篇轰动整个上海滩的奇文（第1页）

上海申报登过的一篇轰动整个上海滩的千古奇文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

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

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煊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

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

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

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大官，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

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

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晚清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

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凋零败落，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

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显达。

最明显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间房子，也未曾买过一亩田地。

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两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的，就可称为富家了。

而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在他逝世后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

若是当时化些字号、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

然而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良心，而君子却是不为的啊！

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得很详细，而外面人却是很少有知道的。

《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同事下级）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

，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违誓言；这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诸葛亮）是同一风格的。

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也受益不小。

所以，为官者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贪钱，那么部下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老百姓就会受害不小了。

《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着别人的利益和幸福；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

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过得幸福，所以拼命想发财。

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

平常人又以为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

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做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

后来做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

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地理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

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让全苏州人的子弟在此处受教育，可使更多的人都兴发显贵，那样就更好了。

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