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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改革开放差不多十年以后，只要是聪明的国人，都会明白，钱的重要性。即便是在水木大学这样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他们也能感觉到钱在社会当中的重要性。
就从最微小的地方上来看，也能看出大家对钱的需求。这年月有一句流传得相当广的话，那就是“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这句话，不但在社会上流传得很广，就算是在学校当中，也有相当的市场。
后世很多在校的教授专家，可没少在这个时候下海经商。而且成功的人还不少。如果他们真脱离了现实社会，会想着从学校当中走出去，变成一个商人么？那肯定不可能。
就算在学校的人再清高，他们也不能不吃饭吧？在工资满足不了日益高昂的物价时，即便有再崇高的理想，也不得不为一日三餐而奔波。
所以，除了一些老顽固，很多人都能认清现实。产学研在学术方面的发展先不说，单单就是这个产学研会给他们带来的实际收入，就不能不看在眼里。可能很多专家教授的眼光会是在学术方面，但他们的家人可不会都是这样。
尤其是那些掌握着家里财政大权的妇女们，她们更为关心的就是，这个产学研要是搞起来，她们的老公会得到多少意外收入，因为这意外收入，每个月会给家里多弄几次肥肉改善伙食，会给家里带来什么新的家电？电冰箱太奢侈了，但电视要吧？衣服坏了，缝纫机总比用针线补要好吧？孩子想要的玩具，抑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总该满足一下吧？
在这样最为朴素的需求下，不但是水木大学的管理高层受到影响，那些庞大的教授专家群体，也要受到影响。可以说，在物质和学术双重压力下，谁要是和产学研过不去，那广大的人民群众就和谁过不去。
这次林教授来沪海，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找一家不错的混凝土公司，合作搞产学研的。当然，李若禹也比较看好，毕竟，一家混凝土公司就算是再扩大，再深入，在人力成本上面的弱势，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水木大学竞争的。聘请的研究人员，需要支付高额的工资，在中层和底层技术人才上面，又怎么能和大学这样有着无限低成本的半个科研机构相比呢？
拿个最为简单的对比就很能说明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共济大学的毕业生，在共济大学里面学习搞研究的时候，李若禹一个月能支付他五十块钱，那绝对是任何大学在校生都拒绝不了的诱惑。为了这五十块钱，他能每天仅仅睡四个小时的觉，而把其他大部分时间用来搞研究。
但如果他毕业了，李若响想要请他，一个月两千的工资，那都还拴不住这样高材生的心，只要他认为在李若禹的公司工作不满意，随时随地可以跳槽。并且，两千块一个月的工资，他每天需要工作的时间仅仅会是八个小时。但他的实际作用，和在学校当中搞研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可能仅仅是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毕业证，而在成为企业的科研人员后，他有那么一个成本价绝对不到五块钱的毕业证。
几十倍的薪资差距，李若禹不可能看不到。而且再过几年，或者十几年，一百倍的差距还要扩大。在后世，像水木大学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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