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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利益互相厮杀，可都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尤其是川军，从1925到1935，各派系大佬之间争端不断，你打我杀的犹如家常便饭，虽然强度远不如现在的中日战争，但战场保命的绝活儿可是学到了不少。
而这样的老兵，各川军部队人数可都不少，不是有多热爱军队，而是当兵吃饷，那对于老兵油子们来说，那就是一件工作，过去十年间他们都是这么做的，不管在谁手底下当兵，都是拿军饷养活一家老小的。
可以说，他们才是中国第一代职业军人的雏形。
由排长、连长这么一路升上来的上校团长们也一样，根据实际情况来说，这一仗不管怎么打，在兵力和火力的劣势下，都是必败，但军长已经下令，就算打光全军也要完成阻敌三日夜的军令。既然跑是跑不了了，那就只能硬干，不过硬干，也不能白白送死，怎么说宁死前也得拖小鬼子当垫背的不是？
其实，这也是川人看似有些矛盾的个性特点造成的。
忍耐是东亚文明之特征，而川省人又是忍耐的典型。一方面，这种性格是他们在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养成的。在生产劳动中，他们凭借这一精神，“欲与天公试比高”，表现了人定胜天、不向自然低头的英雄气概。但另一方面，在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中生活惯了的川省人，也养成了一种安于现状、随遇而安的品性，只要基本生活尚能维持，一般不愿抛弃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轨迹。因此，即使受了压迫欺负，他们大多“忍”字当头，一忍再忍，甚至忍辱负重。
如果说，北方人像干柴烈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所不满，拍案而起。川省人像湿木“疙兜”，先是默默忍耐，直到他们骨子里隐藏得被余秋雨称之为瑰丽而惊人的叛逆破土而出，就像冲出最隘那个峡口----夔门的长江，一江东下誓不回头。四川人干任何事情，开始时总是默默无闻，只是到了关键时刻才轰轰烈烈、闪光发热。
生死危机中的川省人无疑已经被激起了心中的叛逆，在各步兵团长的指挥下，他们竟然开始挖起了已经存世数百年的松江古城墙。他们要把高六米底座宽六米的古城墙变成第一道要塞，就在城墙里构筑重机枪工事，将所有的重火力点安置在城墙内。
松江古城城墙的青砖虽然大部分都已经剥落，但城墙能承载数百年的风雨而不倒，靠的可不是那些青砖，而是城墙本身的土，那些土在建墙的时候可是混着糯米汁夯成的。或许没有达到铁弗匈奴筑统万城那般如果锥子能够入土墙一寸，那么这段城墙就是不合格工程，建造这段墙的人就得集体砍头那般严格残忍，但从几铁镐上去就掉点儿土渣渣来看，经历了数百年风雨的古城墙如果不遭遇战火的话，再在江南大地上伫立个两三百年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的。
换句话说，依此为工事，同日本人打一仗是绝对没问题的。
近5千人就绕着松江城这一段古城墙开始掏墙，根据火力搭配设计，将城墙分隔百米乃至数十米就挖一个藏兵洞，保证可以放置一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搭配而成的火力点，这种火力点虽然因为射界的关系，死角不少，但绝对足以对50米以外企图接近城墙的大部分步兵形成威胁。
但并不是把城墙整个挖空，上方土层的厚度最少要有3米，前方面对日军火力点射击孔周围墙壁的厚度也最少要达到1.5米到2米，这样就可以保证火力点在面临70毫米步兵炮或者37毫米战防炮近距离炮击时有足够的生存能力。虽然为了增加更大的射界，射击孔最外面喇叭形的左右宽度达到最少一米，高度也达到了半米，但军官们全城搜罗铁皮和钢板，就是为了给射手更多的保护，除非是日军重机枪手能神奇到将弹着点精准到0.5平方米的范围，否则光凭日军38式步枪6.5口径子弹别想轻易打死机枪射手的。
至于说日军更大口径的加农炮，如果它们能在一千米甚至两千米以外能准确命中最大不过十平方米的火力点，那也只能是命。而那些更大口径的加农炮和舰炮或者是航弹，就更不必说了，它们的威力都足以摧毁一段城墙，可前提都得是能精准无比的炸中城墙才成。
城池被攻陷的不少，但从未听说城墙被摧毁殆尽的，哪怕是可怕的热兵器时代。第43军用的这招就是，别说你不一定打死我，就算是你能打死我，在你打死我之前，我早已先让你流尽鲜血。
这帮上校军官们所赌的，看似是搏命，其实，也是个概率问题。但无能怎么赌，敢将命送上赌桌的，那都是值得让人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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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推荐军事大佬“严七官”的新书《特种岁月》，对，就是那个在本书中客串警卫连连长的严七官，其人年轻时曾经在海军陆战队厮混过，后来就这样走上了人生巅峰，怎么说呢，这本书里一定有他自己的影子，就是不知道他敢不敢写泡妞的诸多往事，听说他老婆是他的书迷，这无疑是个悲伤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