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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也有三千，治安巡逻的弓手也有一千多，加上原本就有的不良人、警察、白役、府兵等等，针对“打工潮”，武汉内部调剂出了两万多人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治安事件。
诸如汉阳钢铁厂这样的“大型企业”，还从工人中组织了巡逻保安，以防偷鸡摸狗事件出现。
虽说谈不上动员，但整个武汉短短半个月就组织了五万人左右规模的组织团体，也着实吓了不少人一跳。
江西总督府的要员有三分之一是常年要在江夏和汉阳办公的，每年夏季秋季的要紧时候，除了防汛工作，还有夏粮秋粮的征收问题，离开武汉，光靠南昌是玩不转的。
更何况，连续几年增补田亩，加上“化獠为汉”的成效斐然，每年江西总督府多出来的粮食，是要销售出去的，不可能留下来存着。
而能够消化掉这些巨量粮食的地方，整个江西显然只有武汉。
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就在武汉，而眼见着武汉居然出现了“打工潮”，各地政府又没有控制这股“打工潮”，由得小农小地主背井离乡前往武汉，这等于又增加了几万甚至几十万张嘴。
这一波“打工潮”的劳力数量，其实没有上十万，平均一个县大概也就是千几百人，但因为你这里几百，他那里几千，总量就显得可观。
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目的地很明确，除了武汉哪里都不去。更让房玄龄颇有点心惊胆颤的，是这些人今年来了之后，只要赚到钱，怕不是明年就会拖家带口。就算地方官府严禁拖家带口，但因为他们赚到了钱，回乡之后，乡党一定会让他们带着一起出去。
贞观二十四年的“打工潮”只是小试牛刀罢了，贞观二十五年才是真正的大挑战。
房玄龄担心的不是当下，正如张贞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却不仅仅只是现在苦。
如今出现的“打工潮”，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但凡能够出几百人上千人前来武汉打工的县，都具备一个特点，都跟武汉联系极为紧密。
这些县大多都有成熟的运行了好几年的商品销售渠道，武汉很多工业品、手工业品能够迅速从这些州县换取原材料或者其它物资，就是因为渠道非常成熟。
而这些渠道的存在，前几年或许看不出有什么，但几年下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也足够让当地和武汉形成沟通。这些渠道就是这些县的窗口，通过窗口，就看到了武汉，可能只是雾里看花，但终究是知道，武汉是个大城市，是“地上魔都”，那里遍地都是钱……
市场和时代推着工人商人去冒险去拼，同样的，小农小地主，同样也会被推着去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会有迟滞性，但绝对不会缺席。
面对这种情况，房玄龄当然可以“一刀切”地让地方州县严查人口流动，理由随便找一个，比如发现南朝欲孽等等，自然而然地就可以让人口流动大幅度减少。
但毫无疑问，这对江西没有任何好处，对总督府上下也没有任何好处。这么多年下来，房玄龄甚至人口流动的好处，风险固然是有的，但相较收益……风险是朝廷的。
于是乎，房玄龄宁肯从总督府调剂成员前往武汉帮忙，也没有打算摁死这一股前所未有的“打工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