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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半，讨论的问题包括了各部委之间的协调，国际政策的改变，外务活动的安排，以及七位执行官的对一些重要决策的投票。
第一次参加会议的周南并没有发言，只是在他们有问题咨询的时候，才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主要是一些国际事务的判断和建议。这是瑞士，是周南目前的国家，所以周南也毫无保留，针对任何问题都给出了自己认为的最佳方案。
十二点半，十一个人在餐厅共进午餐，这也是每周例会的惯例，在餐桌上，依旧在讨论一些需要决策的问题。
吃过午饭，只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会议继续，并且持续到下午三点结束。
实际上，在两点半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些疲倦了，也把所有的问题都讨论完了，但是依旧拖到了三点才散会。
其他人都返回了各自的办公室，或者出外参加活动，只有副秘书长佛斯沃特，身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要出席后面的记者招待会。
周南经过了一番考虑，还是决定参加这次的新闻发布会。因为这不仅是他的第一次正式亮相，还是给世界各国发出相应的信号，以后的他，可是瑞士政府的官员了。
在发布会上，佛斯沃特向外通告了一些政府的决策，然后就到了记者提问阶段。所有的记者关注的并不是他，他也很清楚这一点，对着周南笑了笑，悠闲地坐在一边喝起了咖啡。
“周先生，你现在就进入了政坛，是不是代表你以后将会成为一名职业政治家？”
“我永远也不会成为职业政治家，因为如果成为了职业政治家。也就代表我将会失去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旁观视角，失去了我在理论方面公正性。我以后的职业依旧会以学术研究为主，并且明天在伯尔尼大学，就会为学生们讲一堂课。”
“周先生，你现在的日程经常被排的很满，以后还会写书吗？”
“当然，写书就是我学术研究后的结果呈现，没有这一步，又如何让大家知道，我究竟在研究什么呢？”
“周先生，你这次从英国返回，同行的就有来自英国王室的安德森侍从官，这是不是代表，你与英国政府之间也有合作呢？如果是这样，你此时任职联邦委员会，对这件事有没有影响？”
“据我所知，英国王室虽然身为英国的名誉领袖，但是并没有任何行政权利，也不涉及任何行政事务的管理和政策制定。我在英国期间，与乔治国王进行过多次会谈，对一些国际问题也有同样的认识，所以他以个人名义，委托我对一些他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论证。但是，这只是个人行为，不涉及任何政府层面的合作……”
应付完了这些记者，周南离开联邦宫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他并没有留在伯尔尼，而是坐上了汽车，返回韦吉斯。
两地相距只有一百公里，开车也就是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他宁愿回到家里面对工地，也不愿意留在伯尔尼，因为在家里，有可爱的奥黛丽啊。
在伯尔尼大学的国际关系课，周南认真分析了瑞士作为一个中立国家，政治上孤立的必要性，经济上参与的重要性。
这门课，他虽然靠着自己另一世的研究在教学，但是同时也是在学习。因为瑞士在国际上几乎算是特例，他以前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但是现在他身为一个瑞士人，身为联邦委员会的顾问，学好这门学科比掌握其他任何学科都更重要。
九月二十八日，驻守在纽伦堡的瑞士观察员发回来了纽伦堡审判的最新结果，这场已经持续了一年的大审判，终于要结束了。
对于审判结果，周南早已经就知道了。这场审判不过是东西方政客的一次平衡和妥协，关键的不是处理了哪些人，而是处理了那些人之后所传达的意义。
接到了消息了周南，第一次以公职的身份，写了一篇纽伦堡审判后期，欧洲各种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展望。
在这篇文章中，周南第一次提出了警惕柏林政治危机。
这篇文章不会公开，一开始只会在委员会的十个人之间观阅，只有在委员会取得了通过，然后才会下发给议会的相关委员会。
再进行论证之后，然后交给议会审核，议会通过之后，再反馈给联邦委员会，然后联邦委员会开始按照决策执行。
对于东西方来说，柏林政治危机是危机，但对于东西方桥梁的瑞士来说，这次的危机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苏联的情节，以前的设想触及雷区，要重新构思。今天头疼了一天，下一章会稍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