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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副局长都说：“知道。”
杨志远问：“怎么处理的？”
“让城建局、拆迁办协商解决。”
杨志远怒不可视：“这就是你们协商解决的结果，如此寒冬，让老人孩子几乎可以说是露宿街头，你们有没有父母？你们有没有孩子？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看看你们，一个个面红耳赤，正喝着吧，可当你们花天酒地的时候，群众却是饥寒交迫，你们喝得拿是酒吗，我们你们喝得是血。不要跟我解释拆迁补偿有规定，预算就这么多，只能这么干，一条环线公路，超支那么多，这超支的部分都用在哪了？喝到肚子里去了？还是装到口袋里去了？退一万步说，补偿就这么多，不能超标，政府不是新建有廉租房么，廉租房呢？都谁在住？奔驰宝马？你们就这样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群众为什么对政府失望？群众为什么对政府的不信任？就是因为你们，一群没有良心的东西。”
那是杨志远到会通以后第一次发怒，会通市的官员还没有领教过杨志远的厉害，不知道杨志远最恨的就是这种只知道鱼肉百姓，视百姓如草芥的官员。杨志远随即指示房管局，着手解决两老一小廉租房的问题。
那天到场的所有官员，都不用回去了，都在草棚里过夜，数星星，寒夜没有星星，那就喝喝西北方，喝酒喝多了，有必要醒醒酒，长长记性，体验民情，知晓疾苦。邵武平、邝文韬留下，在车里监督。局长主任们带来的车，杨志远带回，顺便安排老人住政府的招待所。
喝完西北方，这就完了？自然不可能。局长副局长主任副主任第二天哈欠连天，鼻涕直流，哆哆嗦嗦地回到单位，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信访局局长副局长被免职；市委常委会通过了腾澜对拆迁办副主任立案调查的提议，市拆迁办不久之后从主任到科员被一窝端；时隔一年，杨志远一拍桌子，市城建局副局长刘平瘫倒在地，这次不用住草棚，与拆迁办的主任副主任于监狱相会。
毛世轩就是那时候兼任信访局局长的，原来只是市委副秘书长、群工部部长，只管市委那边的信访，从那时候起，市委市政府两边的信访都归其管。
杨志远批示事涉群众疾苦的群众来信，从不含糊其词。画个圈，打个勾，签上杨志远，目的不明确，相关的部门肯定会能拖就拖。杨志远的批示从来都是“转某某同志处理！”点名道姓。不仅如此，市长工作繁忙，每天的批示形形色色，一二封群众来信，批示了也就批示了，时间一久，哪里还会记起？为免相关部门钻空子，杨志远安排秘书一科的两位同志专门负责，但凡批示过后的信件都会登记在册，处理结果反馈意见都会有所说明，为免官员欺上瞒下，还会有专人给群众打电话，核查落实，如此一来，谁敢不把杨志远的批示当回事。当然，有些问题，可能时间过长，也可能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详加了解，不能随便批示，这时候就有必要把毛世轩找来，说明情况，再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杨志远曾经与毛世轩就群众有问题有诉求不找信访局，喜欢直接找书记市长反映问题的现象有过交流：其实群众信访，涉及的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基层官员本着务实的工作态度，此类问题早就可以解决，根本就用不着上信访局，也用不着给书记市长写信，究其原因，还是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上访人认为遇上事情找信访局没用，只有找书记市长才行？这是什么问题？其实这就涉及体制的问题，由于体制的原因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老百姓不是傻子，知道书记市长一批示，什么问题都好解决。所以他直接找书记找市长，这反映了我们体制的特点，上级集权和个人集权。现在越级上访多，是我们执政系统的特点反映到基层社会里去了。因为这个特点，一件很简单的事，本来应该通过行政体系日常运作来解决的，最后变成通过政治压力来解决，被政治化了；本来在分散的不同部门能解决的，结果都弄到书记市长这里来了，被集中化了。这就又牵扯到了基层扩权问题。